顾铮：从“人间社会”到“屏间社会”
受访：顾铮
采访及编辑：钟刚
屏幕越来越成为我们工作和生活的重心，它已经不只是一种供我们选择的生产界面，它成为一个行动的中心，知识生产的阵地，同时也构筑起一种新型的堡垒与霸权。
今年5月，《打边炉》与坪山美术馆联合主办的四季学术沙龙，发起了一场关于屏幕的讨论。曾先后面对两个问题展开：持续升维的新媒体艺术，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降维”？美术馆人如何应对日益突出的“屏幕的强权”？两个议题都受到了大家的关注和积极讨论，今天我们邀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顾铮加入这个讨论，围绕屏幕对当代文化形态的塑造和控制展开论述。
坪山美术馆四季学术沙龙直播现场
在疫情期间，顾铮的《城市表情》一书也于近期修订再版，这本书多次再版，是国内摄影领域的长销书。顾铮将摄影这个20世纪的媒介视作“城市的表情”，在书中介绍和阐述了37位摄影大师的创作。
1936年，本雅明提出“机械复制时代”来临，摄影作为视觉文化的代表，就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的变迁紧密相关。本雅明认为，“灵晕”（Aura）的衰竭来自于现代大众占有复制品的强烈愿望，大众媒介打破了传统社会艺术作品与观赏者之间的距离，使过去面对艺术作品的神圣感变为占有欲。随着屏幕的出现，它成为眼睛和“他物”之间的媒介，屏幕，已经不仅仅在打破观看的距离，而是重塑了观看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它甚至对当代文化构成了凶猛的冲击。
顾铮
现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复旦大学视觉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1998年毕业于日本大阪府立大学人类文化研究科比较文化研究专业，获学术博士学位。曾任第56届世界新闻摄影比赛终评评委。2017-18年度哈佛燕京访问学者。2019年德国海德堡大学第九届中国艺术史海因茨·葛策杰出客座教授（9th Heinz Götze Distinguished Visiting Professor of Chinese Art History）。曾获得中国摄影金像奖（理论评论）（2001年）及第一届沙飞摄影奖学术奖（2007）。著有专著多部，并在国内外策划多个摄影展览。
镜子、窗子和屏幕
ARTDBL：《城市表情》成稿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你在书中引用约翰·沙考夫斯基对摄影功能的分类，认为摄影有“镜子”和“窗子”的功能，但如今“屏幕”似乎都涵盖了二者，我们既用手机拍照，记录所见；同时在屏幕上完成观看和传播。在你看来，今天的“屏幕”在当代摄影和视觉文化研究当中处于怎样的位置？
顾铮：从某种意义上说，屏幕可能将镜子与窗子的功能一体化了。作为一种介面，它既使得我们可以点开其中的某个图标而看到有关世界的各个方面的信息，或者直接通过屏幕（如监视屏）看到某个区域内的情况，它也可使我们运用它来发出我们要表达与分享的事物。
我们今天无时无刻不在与屏幕打交道。我回你一个微信，手指在手机屏幕上点点戳戳。非如此不足以完成交流与沟通。而在摄影与视觉文化研究当中，“屏幕”似乎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当然这可能只是我的管见。但在10多年前，欧美的一批从事电影研究的人，厌倦或者说希望开辟新的领域，已经开始了屏幕研究。他们中的某些人，会对于屏幕的社会属性发生兴趣，也会将屏幕与某些现实现象如监视联系起来考察。
ARTDBL：无处不在的屏幕，一方面形成了一种强势媒介，另一方面会不会也构成了屏幕的强权，影响和控制我们的观看，甚至也倒过来决定了“拿起相机拍什么”的问题？
顾铮：我觉得屏幕本身也许不能称之为媒介。它本身只是一个载体，但确实不是一个简单意义上的载体。屏幕以各种方式与形式存在，大到城市建筑上的超大型屏幕，小到手机屏幕，因此它们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关系也许可称为无处不在。至少它们的存在让你意识到某种权力的存在。比如，你出行，在高铁站，你用身份证刷票，然后机器上的屏幕对你进行人脸识别。这时你清楚地知道，你的脸并不只属于你自己。
屏幕可以分成公共屏幕与私人屏幕。公共屏幕，如车站、机场里的大屏幕与超大屏幕，上面的信息是用于大家一起分享，也有的属于公共事务所用，如地铁与高铁的刷票机。而私人屏幕，如手机与IPAD等属于个人拥有，与人一起移动，与人有密切的关系，与身体一体化，甚至人机须臾不可分离。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屏幕，都与我们的日常有着密切的关系，过多的通过屏幕进入眼睛的影像，可能会在眼底积淀成一种无意识，形成一种自动筛选机制，帮助你或者限制你对于图像的选择。因此，你说的屏幕“倒过来决定了‘拿起相机拍什么’”不是没有可能。当然这个还没有得到证明。
ARTDBL：如果说“摄影是城市表情”，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屏幕已经成为今天这个时代的表情？
顾铮：摄影是一种影像的生产方式，摄影得到的影像，成为了我们据以了解现代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城市表情。而作为交互界面的屏幕，不是一种生产方式，而是一种呈现方式，也许我们只能从它的各种存在形式认为其存在也是一种时代表情？
感官的丧失
ARTDBL：从电视，到电脑、手机荧幕的普及与流行，每一次的屏幕流转，都意味着社会行为与认知的更迭，你认为这种震荡当中是否有一条“暗流”？这个“暗流”是什么？
顾铮：如果存在你所说的“暗流”的话，那就是一条逐渐让身体通过与屏幕的过密的接触而产生与现实的，用我们最近说得比较多的话，那就是与现实的“脱钩”。这种“脱钩”发生得似乎很自然，人们在追逐新技术带来的各种便利中渐渐地放弃了以前更为多样丰富的现实接触与感知，而变得只要有屏幕就可以生存与满足。
ARTDBL：屏幕一方面极端地放大了视觉对身体机能的调动，另一方面则将其它的感官体验压缩至平面的想象之中，那么，我们要如何去看待这种身体机能在特定界面上的表现和转化？
顾铮：可能最大的问题是屏幕使得身体感知机能的单一化。一切的感受与感知都被屏幕所决定，所垄断，长此以往，人的感官可能变得迟钝，身体的感知能力可能会下降，身体本身也逐渐变得懒得与实际的现实发生更密切与复杂的关系。人们只愿意通过一根手指去获得信息、虚拟经验与生理和精神的满足，这其实很可怕。屏幕的霸权的实现是与人的丰富的感官享受的排除与部分甚至全面的丧失同时发生。
屏幕阻断身体与现实的各个方面的各种形式的接触，让身体的接触单一化，让我们误以为我们通过屏幕可以“万物互联”，一切似乎都在界面上展开与实现，并且最终导致身体感知机能的单一化。而人与人的交流降低到非必要不交流的程度。人的生活以屏幕为依托，现实生存变成了屏幕生存，不再有物理意义上的现实感，也失去现实感动的能力。
ARTDBL：我们对身体乃至于个体生命形态的认知，会因屏幕及其背后虚拟世界的介入而发生变革吗，它会不会重新塑造一种视觉的形态和对于观看的认知？
顾铮：最根本的变革也许是我们不需要亲身去现实中获取图像。这个世界似乎已经充分准备好了让我们与现实脱钩的一切图像素材。我们只要去抓取就是了。
有消息说，盖帝图片社与电子游戏GT赛车开发者建立合作关系，委托“世界一流的赛车摄影师”拍摄GT赛车游戏的场景。据说目的是“缩短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之间的差距。”这就产生了一个最近开始受到关注的行当，叫游戏摄影师。他们负责为在游戏中因为专心打游戏而无心细看（精美的？）游戏画面的玩家提供由他们截取的、而且经过了后期的游戏画面供玩家欣赏。这样，从屏幕到屏幕，一切都在屏幕上得到满足与实现，屏幕成为了一个自给自足的虚拟却又万分现实的世界。人们沉溺于其中，只承认与接受来自屏幕的现实。
人们与现实的关系淡化以至切断，从此不再关注现实，并且甚至在习惯了从屏幕得到的伪现实图像后，无法接受、拒绝承认现实。当虚拟与现实的距离消失时，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到处泛滥的屏幕以及屏幕生存，可能是将观看认知彻底颠覆的开始。同时，随着现实感的稀薄，我们的社会意识与观念可能也会因此越来越淡薄。人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可能就此变成了屏间（屏幕与屏幕之间的）社会。我们只通过屏幕展开交往，而且只会通过屏幕展开交往，而人的实际交往被降低到最低需要。
伦理上的问题肯定会出现
ARTDBL：随着人与屏幕交互从信息到内在情绪的深化，是否会导致人与技术之间涌现出新的伦理问题？
顾铮：伦理上的问题肯定会出现。我们现在发现，交互的代价是人与机器的交互取代了人与人的交互。没有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那么可能之前的一系列由人设定的交往规则都宣告无效了。然后，人与机器的交往规则可能取代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规则。之前的交往规则分崩离析，那是不是会有一种超出我们想象的根本颠覆出现？
ARTDBL：在面对屏幕蔓延的现状时，作为创作者和观看者，其反身思考的主动权和锚点从何而来？
顾铮：人是一种奇怪的动物，会被眼前的方便所吸引而无视长远的失去。能不能反身思考或许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你只要看到人们只会谴责不会用二维码的老人为“老害”而沾沾自喜于自己的先进时，你或许就会知道反身思考的可能性何在。他们（我们）在身体力行包括了屏幕霸权在内“新”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决定了要让自己一路顺从“新”这个强势了。当然，强势并不仅仅只是“新”。
ARTDBL：屏幕的介入，加速剥离了艺术审美与对器物的感知之间的关系，我们要用怎样的哲学线索去理解这般变化？
顾铮：也许现有的哲学并不能提供理解这种变化的方法。可能理解这种变化的人，包括能够以哲学的方法去解释的人，可能来自真正意义上的屏幕世代。
ARTDBL：面对基于屏幕技术进行创作讨论的艺术作品时，我们要如何去处理在全息的实体展览空间的感知，与二维荧幕的观看之间的断裂感？
顾铮：或许这种断裂感也是我们所需要的，它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失去了什么，我们真正需要什么。
ARTDBL：当下中国社会因为技术全球化而出现的知识型空缺，你认为除却哲学层面对技术多样性的反思，从社会层面上来说，我们每个人应当如何去重新思考技术与我们身处的现实之间的关系？
顾铮：我想我们只能从我们每个人的日常出发去思考。而思考的能力与思考的深度，或许可能与我们与屏幕的密切关系成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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